故民意论者是将法官判决的正当性放在了一个更为广义的语境和情境中进行检测，认为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司法却不是最正确的防线，只有民意才能确保终极的公正和正确。

在我国学界，刑法领域的法律错误虽未见诸任何现实判决却意外地获得广泛的关注，而在民法领域，尤其是意思表示领域，尽管司法实践中已出现了极富争议的判决，却未能吸引广大学者的眼球，相关案例如下：张某（被告）在外驾车忘记带驾照，遂托友人李某为其送驾照。即便匆匆一览，也大有助益。

不过，该法谚早在19世纪末就丧失了支配地位。因此，仅仅是在《学说汇纂》中发现了诸如法律的无知有害，而事实的无知无害（Paulus,D. 22, 6, 9 pro.）之类的只言片语也未必能够得出罗马法在一切情况下都不救济法律错误的结论。[33]但近年，Haupt的观点受到质疑。（六）小结上文的五类法律错误中，物的权属错误和非债清偿的案件不适用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而涉及法律强行性效果的错误，如刑责、时效取得、期间等则适用。[50]这样，赠与的问题不得不在错误的框架下解决。

尤里安在说条件是关于法律的还是关于事实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时，他所针对的仅仅是受赠人不知道自己有取得遗产的资格这种案件（D. 35, 1, 21）。此时会发现尤里安和帕比尼安对法律错误的判断标准尽管措辞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警察权逐步剥离时期（1992年——2004年）进入1990年代后，我国以市场为价值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方面发展，在国家—社会二元框架的理论指导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反思计划经济体制 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这种大而全、小而全单位布局的种种弊端。

高校公安派出机构党的关系实行由上级公安机关党委和高校党委双重领导、以上级公安机关为主的管理体制。因此，英国大学与安保公司订立的合同，其内容非常精细和明确，在正式履约前安保公司一般都会向保险公司投保，以便规避风险。又如《××大学入馆规则》中规定：在图书馆内随地吐痰者，罚款5元。这种双重领导体制势必会造成管理上的无效率和职权上的相互牴牾，因领导权的争夺难免发生摩擦与冲突，从而在警力的内耗中影响大学公共安全保障目的的达致，并最终偏离制度设计的初衷。

有立法权执行权的国家机关，没有落实法律的现实环境和可能性，而作为真正利害关系人的自治主体，却又因没有适当的创制余地和规制空间而只能望洋兴叹，进而造成自治领域内法律关系扭曲变形、乱象环生。因为，学术是思想的事业，一个人自己头脑里形成的想法不受他人审判， [16]学术的内在自由是一种近乎绝对的自由，禁止异己力量的外在强制与干涉。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也规定，扰乱单位秩序造成教学、科研无法正常进行的，以扰乱公共安全秩序处罚，该法第40条还规定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罚种类和裁量幅度。这就要求国家在立法时必须给大学自治留下足够的立法余地和裁量自由，不能用国家立法完全取代和淹没自治立法，以国家行政吞噬和掩盖自治行政，从而消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应有界限。[2]柳阎：《耶鲁女博士被杀案有突破 杀人嫌犯10月受审》，载《法制日报》2009年9月22日。据此，当学校行政大楼、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等教育设施或场地遭受无论来自校外还是校内的非法侵扰而无法正常使用时，大学当局的行政主管或教师皆可行使家宅权——禁止麻烦制造者进入校舍或将已强行进入者予以驱逐，以达到正常教学科研秩序不受外界干扰之公共利益目的。

（四）校园警察制是未来大学安全治理的发展方向不同国家和地区大学的安全保障制度千差万别、情形各异。驻卫警察之升职、奖惩、考核、考成、解雇由驻在单位自行核定办理后，函请‘直辖市、 ‘县（市）警察局备查。校园警察对校长负责，校长在警务管理上对法律负责。因而，除非有紧急及其他不得已的理由并持有法官所发令状，警察介入大学校园一般应该在大学方面允诺的基础上进行。

校园警察机构以处级设置成立校园警察局，其是学校的职能部门，领导监督外包安保形式下受聘保安公司的安全服务工作，只在业务上与地方警局保持协作关系。该办法将请愿警、卫警和校警统称为驻卫警察，分为派遣和请愿两种。

[12]毛发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高校保卫组织的发展变迁》，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增刊，第22—24页。[37]其三，职责明确，警械完备。

警力配置公立学校高于私立学校，配置警察数超过20人的学校有7所，全部是公立学校。同年8月，公安部根据全国第一届文化保卫工作会议精神发布的《关于文化保卫工作的指示》决定，公安机关统一建立文保机构，文化单位成立自己的保卫组织。大学一直都是社会上最为安全的一方净土。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我国大学公共安全治理机构的警察职权开始被逐步地不当剥离。合署模式和进驻模式的实质内涵是高度一致的，二者仅仅在国家警察机构与大学关系的疏密程度上显示其差异性。《香港大学条例》第12条第5项规定：校长应当是大学学术和管理的首要官员。

与辐射模式相比较，合署模式和进驻模式都是以剥离大学警察权为导向的体制改革的半拉子工程。[15]参见胡斌：《高校保卫组织公安体制改革之我见》，载《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28—42页。

但是，虽说是为了犯罪搜查，而有无进入校内的必要性如果任由警察当局单方面主观认定，结果将因此有可能导致实质上的大学自主性的丧失。《巴黎第一大学章程》第16条规定，校长领导本大学，负责维护秩序，负责机构内的安全。

名古屋高等法院判决认为：大学自治的核心要求是其为了作为学术中心维持旺盛的真理探求愿望，能够深入研究、教授专门的学术，保持自由且创造性的专心研究的气氛和与之相适应的校园环境及条件，因此需要极力排除与此互不相容的来自外部的干涉，特别是凭借权力的干涉。[25]参见许志雄：《大学自治与警察权》，载《月旦法学杂志》1997年第5期，第44—45页。

其特点为：其一，政府在大学比较集中的社区重建公安派出所，派出所脱离大学的管理，接受改建后的公安局文化分局的统一领导。二、当前我国大学安全治理的多元模式及其评析就法律层面而言，从2004年至今我国大学持续处于无警察权状态，大学保卫组织因警察职权配置缺失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大学公共安全形势也因此而日趋严峻，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和不断恶化的治安状况，使得各地特别是大学设置比较集中的省市，不得不在制度允许的空间范围内、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进行大学安全治理体制的大胆探索，经过近10年的实践逐渐形成了特色各异的治理方案。如《××大学学生违纪处罚条例附则》中规定：践踏草坪、损坏花木者处以10元至50元罚款。其二，公安派出所在党的关系上实行上级公安机关党委和高校党委的双重领导。

[23]张允起：《日本宪法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载《日本学》（第12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到1990年代末，我国建立了约400所大学公安处或者公安派出所。

1990年9月19日，美国总统颁布了《校园安全法》即《珍妮?克雷莉法》，从而使校园安全治理有了联邦法律依据。其四，在于地方警察机构的关系上，一方面双方互不隶属、各司其职、信息共享、依法协助，另一方面在设立校园警察局是，大学应依法到有管理权限的地方警察机构报备，而且校园警察还必须达到地方警察训练监督委员会的训练指标才能上岗，持枪警察每年还要通过考核。

[37] 湛中乐主编：《大学章程精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341页。两所大学的警察在其所在大学四英里区域范围内享有和地方警察同样职权，当遭遇重大恶性刑事案件时大学警务队也可以请求地方警局协助处理。

因此，与其说是大学行政性规章因违法而无效，毋宁是国家立法没有兼顾自治分权而违宪。该《决定》明确指出，……各该部门的保卫工作机关，同时亦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经济保卫局及各级公安部门派出的代表机关，执行国家公安机关的权力。其中，对大学秩序形成权理论的误读、警察权校园配置的缺失以及二者关系的非理性安排，无疑是问题的症结所在。[24]参见许育典：《法治国与教育行政——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核心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文化有限公司2002年5月版，第339页以下。

1957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7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市、县公安局、公安分局裁决。[16][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宁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版，第11—12页。

考察对象中公立大学100%施用驻卫警察，私立大学明确施用驻卫警察的占57.1%，明确没有使用的28.5%，考察未明学校1所，约占14%。于此同时，大学开始组建隶属于自己但已经没有警察执法权的内保机构，大学保卫组织也基本完成了社会化。

[34]美国校园警察体制呈现出如下制度特征：其一，在校园警察机构名称上，有的大学称之为警察局，有的称之为公共安全部，有的将二者结合起来采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作法，如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等。因现行犯及其他通常的犯罪搜查而行使警察权，既使作为大学也不享有治外法权，也没有能够拒绝警察行使职权的其他根据。